《石渠寶笈》的藏品    

    誰都曉得，論起我國古代文物，尤其是古代書畫，恐怕要屬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為豐富了。它的豐富，并非一朝一夕憑空聚起的，它是清代乾隆內府的《石渠寶笈》所收為大宗的主要藏品。本文所說的故宮書畫，即指《石渠寶笈》的藏品，后來增收的不在其內。

    一九二四年時，前宣統皇帝溥儀被逐出宮，故宮成立了博物院，后來經過點查，才把宮內舊藏的各種文物公開展覽。宣統出宮以前，曾將一些卷冊名畫由溥杰帶出宮去，轉到長春，后來流散，又有一部分收回，所以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古書畫，絕大部分是大幅掛軸。

    我在十七八歲時從賈羲民先生學畫，同時也由賈老師介紹并向吳鏡汀先生學畫。那時正是故宮博物院陸續展出古代書畫之始，每月的一、二、三日為優待參觀的日子，每人票價由一元錢減到三角錢。在陳列品中，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換。其他文物我不關心，古書畫的更換、添補，最引學書畫的人和鑒賞家們的極大興趣。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書中和畫上題跋中提到過某某名家，這時居然見到真跡，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曾聽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。只曾聞名，連仿本都沒見過的，不過驚詫“原來如此”。至于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識中所提到的“仿某人筆”，這時真見到了那位“某人”自己的作品，反倒發生奇怪的疑問，眼前這件“某人”的作品，怎么竟和“仿某人筆”的那種畫法大不相同，尤其和我曾奉為經典的《芥子園畫譜》中所標明的某家、某派毫不相干。是我眼前的這件古畫不真，還是《芥子園》和題“仿某人”的藏家造謠呢?后來很久很久才懂得，《芥子園》作者的時代，許多名畫已入了幾個藏家之手，近代人所題仿某人，更是輾轉得來，捕風捉影，與古畫真跡渺無關系了。

    這時所見宋元古晝，今天已經絕大部分有影印本發表，甚至還有許多件原大的影印本。現在略舉一些名家的名作，以見那時眼福之富，對我震動之大。例如五代董源的《龍宿郊民圖》，趙干的《江行初雪圖》，巨然的《秋山問道圖》，荊浩的《匡廬圖》，關仝的，《秋山晚翠圖》。北宋范寬的《溪山行旅圖》，郭熙的《早春圖》，南宋李唐的《萬壑松風圖》，馬遠和夏圭的有款紈扇多件。元代趙孟頫的《鵲華秋色圖》，高克恭的《云橫秀嶺圖》，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等等，都是著名的“巨跡”。每次走入陳列室中，都仿佛踏進神仙世界。由于盼望每月初更換新展品，甚至萌發過罪過的想法。其中展覽最久不常更換的要屬范寬《溪山行旅圖》和郭熙《早春圖》，總擺在顯眼的位置，當我沒看到換上新展品時，曾對這兩件“經典的”名畫發出“還是這件”的怨言。今天得到這兩件原樣大的復制品，輪換著掛在屋里，已經十多年了，還沒看夠，也可算對那時這句怨言的懺悔!至于元明畫派有類似父子傳承的關系，看來比較易于理解。而清代文人畫和宮廷應制的作品，已經沒有什么吸引力了。

   內務部的古物陳列所

    比故宮博物院成立還早些年的有“內務部古物陳列所”，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熊希齡創設的，他把熱河清代行宮的文物運到北京，成立這個收藏陳列機構，分占文華、武英兩個殿，文華陳列書畫，武英陳列其他銅器、瓷器等等文物。古書畫當然比不上故宮博物院的那么多，那么好，但有兩件極其重要的名畫：一是失款夏圭畫《溪山清遠圖》，一是傳為董其昌縮摹宋元名畫《小中現大》巨冊。其他除元明兩三件真跡外，可以說乏善可陳了。以上是當時所能見到宋元名畫的兩個地方。

    至于法書如王羲之《快雪》、《奉橘》，孫過庭《書譜》，唐玄宗《鹡鸰頌》，蘇軾《赤壁賦》，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，米芾《蜀素帖》和宋人手札多件。現在這些名畫、法書，絕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，不待詳述。

    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書畫陳列，曾有一度極其分散，主要展室是鐘粹宮，有些特制的玻璃柜可展出些立幅、橫卷外，那些特別寬大或次要些的掛幅，只好分散陳列在上書房、南書房和乾清宮東北頭轉角向南的室內，大部分直接掛在墻上，還在室內中間擺開桌案，粗些的卷冊即攤在桌上，有些用玻璃片壓著，《南巡圖》若干長卷橫展在坤寧宮窗戶里邊，也沒有玻璃罩。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，也足見那時藏品充斥、陳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況。

    在每月月初參觀時，常常遇到許多位書畫家、鑒賞家老前輩，我們這些年輕人就更幸福了。

    隨在他們后面，聽他們的品評、議論，增加我們的知識。特別是老輩們對古畫真偽有不同意見時，更引起我們的求知欲。隨后向老師請教誰的意見可信，得到印證。《石渠》所著錄的古書畫固然并不全真，老輩鑒定的意見也不是沒有參差，在這些棱縫中，鍛煉了我自己思考、比較以至判斷的能力，這是我們學習鑒定的初級的，也是極好的課堂。

    不久博物院出版了《故宮周刊》，就更獲得一些古書畫的影印本。《周刊》是畫報的形式，影印必然是縮小的，但就如此的縮小影印本，在見過原本之后的讀者看來，能喚起記憶，有個用來比較的依據。繼而又出了些影印專冊，比起《周刊》上的縮本，又清晰許多，使我們的眼睛對原作的認識更進了一步。

    歲月推移，抗戰開始，文華殿、鐘粹宮的書畫，隨著大批的文物南遷，幸而沒有遇見風險損失，現在藏于祖國的另一省市。抗戰勝利后，長春流散出的那批卷冊，又由一些商人販運聚到北京。故宮博物院又召集了許多位老輩專家來鑒定、選擇、收購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。這時我已到中年，并蒙陳垣先生提挈到輔仁大學教書，做了副教授。又蒙沈兼士先生在故宮博物院中派我一個專門委員的職務，具體做兩項工作：在文獻館看研究論文稿件，在古物館鑒定書畫。那時文獻館還增聘了幾位專門委員：王之相先生翻譯俄文老檔，齊如山先生、馬彥祥先生整理戲劇檔案，韓壽萱先生指導文物陳列，每月各送六十元車馬費。我看了許多稿子之外，還獲得參與鑒定收購古書畫的會議。在會上不僅飽了眼福，還可以親手展觀翻閱，連古書畫的裝潢制度，都得到進一步的了解，同時又獲聞許多老輩的議論，比若干年前初在故宮參觀書畫陳列時的知識，不知又增加了多少。

收購古書畫的兩次鑒定會

    第一次收購古書畫的鑒定會是在馬衡先生家中。出席的有馬衡先生(故宮博物院院長)、陳垣先生(故宮理事、專門委員)、沈兼士先生(故宮文獻館館長)、張廷濟先生(故宮秘書長)、鄧以蟄先生、張大千先生、唐蘭先生。這次所看書畫，沒有什么出色的名作，只記得收購了一件文征明小冊，寫的是《盧鴻草堂圖》中各景的詩，與今傳的《草堂圖》中原有的字句有些異文，買下以備校對。又一卷祝允明草書《離騷》卷，第一字“離”字草書寫成“雞”，馬先生大聲念“雞騷”，大家都笑起來，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來了。張大千先生在抗戰前曾到溥心畬先生家共同作畫，我在場侍立獲觀，與張先生見過一面。這天他見到我還記得很清楚，便說：“董其昌題‘魏府收藏董元畫天下第一’的那幅山水，我看是趙干的畫，其中樹石和《江行初雪》完全一樣，你覺得如何?”我既深深佩服張先生的高明見解，更驚訝他對許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見過一面的一個青年后輩，今天還記憶分明，且忘年談藝，實有過于常人的天賦。我曾與謝稚柳先生談起些事，謝先生說：“張先生就是有這等的特點，不但古書畫辯解敏銳，過目不忘，即對后學人才也是過目不忘的。”又見到一卷緙絲織成的米芾大字卷，張先生指給我看說：“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箋上寫的”，彼此會心地一笑。按：明代有一批偽造的米字，常是粉箋紙上所寫，只說“粉箋”二字，一切都不言而喻了。這次可收購的書畫雖然不多，但我所受的教益，卻比可收的古書畫多多了!

    第二次收購鑒定會是在故宮絳雪軒，這次出席的人較多了。上次的各位中，除張大千先生沒在本市外，又增加了故宮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和胡適先生、徐悲鴻先生。這次所看的書畫件數不少，但絕品不多。只有唐人寫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》一卷，不但首尾完整，而且裝訂是“旋風葉”的形式。在流傳可見的古書中既未曾有，敦煌發現的古籍中也沒有見到。不但這書的內容可貴，即它的裝訂形式也是一個孤例。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裝卷，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韓干畫馬，所以又稱《韓馬帖》。卷后有王鐸一通精心寫給藏者的長札，表示他非常驚異地得見米書真跡。這手札的書法已是王氏書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，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見到米芾真跡，足見他平日臨習的只是法帖刻本了。趙孟頫說：“昔人得古刻數行，專心學之，便可名世。”(蘭亭十三跋中一條)我曾經不以為然，這時看王鐸未見米氏真跡之前，其書法藝術的成就已然如此，足證趙氏的話不為無據，只是在“專心”與否罷了。反過來看我們自己，不但親見許多古代名家真跡，還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，一絲一毫不隔膜，等于面對真跡來學書，而后寫的比起王鐸，仍然望塵莫及，該當如何慚愧!這時細看王氏手札的收獲，真比得見米氏真跡的收獲還要大得多。

    其次還有些書畫，記得白玉蟾《足軒銘》外沒有什么令人難忘的了。惟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，胡適先生指給徐悲鴻先生看，問這卷的真假，徐先生回答是：“像這樣的作品，我們藝專的教師許多人都能畫出。”故先生似乎恍然地點了點頭。至今也不知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師所畫。如果只是泛論藝術水平，那又與鑒定真偽不是同一命題了。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，胡、徐兩位大師也早已作古，這卷墨竹究竟是誰畫的，真要成為千古懸案了。無獨有偶，馬衡院長是金石學的大家，在金石方面的興趣也遠比書畫方面為多。那時也時常接收一些應歸國有的私人遺物，有時箱中雜裝許多文物，馬先生一眼看見其中的一件銅器，立刻拿出來詳細鑒賞。而又一次有人拿去東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潤畫《秀野軒圖》卷，后有朱氏的長題，問院長收不收，馬先生說：“像這等作品，故宮所藏‘多得很’。”那人便拿走了。(后來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，交故宮收藏。)后來我們一些后學談起此事時偷偷地議論道：容燒的瓷器、爐鑄的銅器、板刻的書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樣的產品，而古代書畫，如有重復的作品，豈不就有問題了嗎?大家都知道，書畫鑒定工作中容不得半點個人對流派的愛憎和個人的興趣，但是又是非常難于戒除的。　作者：啟功摘自《浮光掠影看平生》啟功著 2008年5月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