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石渠寶笈》的藏品
誰都曉得,論起我國古代文物,尤其是古代書畫,恐怕要屬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為豐富了。它的豐富,并非一朝一夕憑空聚起的,它是清代乾隆內府的《石渠寶笈》所收為大宗的主要藏品。本文所說的故宮書畫,即指《石渠寶笈》的藏品,后來增收的不在其內。
一九二四年時,前宣統皇帝溥儀被逐出宮,故宮成立了博物院,后來經過點查,才把宮內舊藏的各種文物公開展覽。宣統出宮以前,曾將一些卷冊名畫由溥杰帶出宮去,轉到長春,后來流散,又有一部分收回,所以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古書畫,絕大部分是大幅掛軸。
我在十七八歲時從賈羲民先生學畫,同時也由賈老師介紹并向吳鏡汀先生學畫。那時正是故宮博物院陸續展出古代書畫之始,每月的一、二、三日為優待參觀的日子,每人票價由一元錢減到三角錢。在陳列品中,每月初都有少部分更換。其他文物我不關心,古書畫的更換、添補,最引學書畫的人和鑒賞家們的極大興趣。有些前代名家在著作書中和畫上題跋中提到過某某名家,這時居然見到真跡,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曾聽到名字的那些古人的作品。只曾聞名,連仿本都沒見過的,不過驚詫“原來如此”。至于曾看到些近代名人款識中所提到的“仿某人筆”,這時真見到了那位“某人”自己的作品,反倒發生奇怪的疑問,眼前這件“某人”的作品,怎么竟和“仿某人筆”的那種畫法大不相同,尤其和我曾奉為經典的《芥子園畫譜》中所標明的某家、某派毫不相干。是我眼前的這件古畫不真,還是《芥子園》和題“仿某人”的藏家造謠呢?后來很久很久才懂得,《芥子園》作者的時代,許多名畫已入了幾個藏家之手,近代人所題仿某人,更是輾轉得來,捕風捉影,與古畫真跡渺無關系了。
這時所見宋元古晝,今天已經絕大部分有影印本發表,甚至還有許多件原大的影印本。現在略舉一些名家的名作,以見那時眼福之富,對我震動之大。例如五代董源的《龍宿郊民圖》,趙干的《江行初雪圖》,巨然的《秋山問道圖》,荊浩的《匡廬圖》,關仝的,《秋山晚翠圖》。北宋范寬的《溪山行旅圖》,郭熙的《早春圖》,南宋李唐的《萬壑松風圖》,馬遠和夏圭的有款紈扇多件。元代趙孟頫的《鵲華秋色圖》,高克恭的《云橫秀嶺圖》,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等等,都是著名的“巨跡”。每次走入陳列室中,都仿佛踏進神仙世界。由于盼望每月初更換新展品,甚至萌發過罪過的想法。其中展覽最久不常更換的要屬范寬《溪山行旅圖》和郭熙《早春圖》,總擺在顯眼的位置,當我沒看到換上新展品時,曾對這兩件“經典的”名畫發出“還是這件”的怨言。今天得到這兩件原樣大的復制品,輪換著掛在屋里,已經十多年了,還沒看夠,也可算對那時這句怨言的懺悔!至于元明畫派有類似父子傳承的關系,看來比較易于理解。而清代文人畫和宮廷應制的作品,已經沒有什么吸引力了。
內務部的古物陳列所
比故宮博物院成立還早些年的有“內務部古物陳列所”,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熊希齡創設的,他把熱河清代行宮的文物運到北京,成立這個收藏陳列機構,分占文華、武英兩個殿,文華陳列書畫,武英陳列其他銅器、瓷器等等文物。古書畫當然比不上故宮博物院的那么多,那么好,但有兩件極其重要的名畫:一是失款夏圭畫《溪山清遠圖》,一是傳為董其昌縮摹宋元名畫《小中現大》巨冊。其他除元明兩三件真跡外,可以說乏善可陳了。以上是當時所能見到宋元名畫的兩個地方。
至于法書如王羲之《快雪》、《奉橘》,孫過庭《書譜》,唐玄宗《鹡鸰頌》,蘇軾《赤壁賦》,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,米芾《蜀素帖》和宋人手札多件。現在這些名畫、法書,絕大部分都已有了影印本,不待詳述。
故宮博物院初建時的書畫陳列,曾有一度極其分散,主要展室是鐘粹宮,有些特制的玻璃柜可展出些立幅、橫卷外,那些特別寬大或次要些的掛幅,只好分散陳列在上書房、南書房和乾清宮東北頭轉角向南的室內,大部分直接掛在墻上,還在室內中間擺開桌案,粗些的卷冊即攤在桌上,有些用玻璃片壓著,《南巡圖》若干長卷橫展在坤寧宮窗戶里邊,也沒有玻璃罩。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,也足見那時藏品充斥、陳列工具不足的不得已的情況。
在每月月初參觀時,常常遇到許多位書畫家、鑒賞家老前輩,我們這些年輕人就更幸福了。
隨在他們后面,聽他們的品評、議論,增加我們的知識。特別是老輩們對古畫真偽有不同意見時,更引起我們的求知欲。隨后向老師請教誰的意見可信,得到印證。《石渠》所著錄的古書畫固然并不全真,老輩鑒定的意見也不是沒有參差,在這些棱縫中,鍛煉了我自己思考、比較以至判斷的能力,這是我們學習鑒定的初級的,也是極好的課堂。
不久博物院出版了《故宮周刊》,就更獲得一些古書畫的影印本。《周刊》是畫報的形式,影印必然是縮小的,但就如此的縮小影印本,在見過原本之后的讀者看來,能喚起記憶,有個用來比較的依據。繼而又出了些影印專冊,比起《周刊》上的縮本,又清晰許多,使我們的眼睛對原作的認識更進了一步。
歲月推移,抗戰開始,文華殿、鐘粹宮的書畫,隨著大批的文物南遷,幸而沒有遇見風險損失,現在藏于祖國的另一省市。抗戰勝利后,長春流散出的那批卷冊,又由一些商人販運聚到北京。故宮博物院又召集了許多位老輩專家來鑒定、選擇、收購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。這時我已到中年,并蒙陳垣先生提挈到輔仁大學教書,做了副教授。又蒙沈兼士先生在故宮博物院中派我一個專門委員的職務,具體做兩項工作:在文獻館看研究論文稿件,在古物館鑒定書畫。那時文獻館還增聘了幾位專門委員:王之相先生翻譯俄文老檔,齊如山先生、馬彥祥先生整理戲劇檔案,韓壽萱先生指導文物陳列,每月各送六十元車馬費。我看了許多稿子之外,還獲得參與鑒定收購古書畫的會議。在會上不僅飽了眼福,還可以親手展觀翻閱,連古書畫的裝潢制度,都得到進一步的了解,同時又獲聞許多老輩的議論,比若干年前初在故宮參觀書畫陳列時的知識,不知又增加了多少。
收購古書畫的兩次鑒定會
第一次收購古書畫的鑒定會是在馬衡先生家中。出席的有馬衡先生(故宮博物院院長)、陳垣先生(故宮理事、專門委員)、沈兼士先生(故宮文獻館館長)、張廷濟先生(故宮秘書長)、鄧以蟄先生、張大千先生、唐蘭先生。這次所看書畫,沒有什么出色的名作,只記得收購了一件文征明小冊,寫的是《盧鴻草堂圖》中各景的詩,與今傳的《草堂圖》中原有的字句有些異文,買下以備校對。又一卷祝允明草書《離騷》卷,第一字“離”字草書寫成“雞”,馬先生大聲念“雞騷”,大家都笑起來,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來了。張大千先生在抗戰前曾到溥心畬先生家共同作畫,我在場侍立獲觀,與張先生見過一面。這天他見到我還記得很清楚,便說:“董其昌題‘魏府收藏董元畫天下第一’的那幅山水,我看是趙干的畫,其中樹石和《江行初雪》完全一樣,你覺得如何?”我既深深佩服張先生的高明見解,更驚訝他對許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見過一面的一個青年后輩,今天還記憶分明,且忘年談藝,實有過于常人的天賦。我曾與謝稚柳先生談起些事,謝先生說:“張先生就是有這等的特點,不但古書畫辯解敏銳,過目不忘,即對后學人才也是過目不忘的。”又見到一卷緙絲織成的米芾大字卷,張先生指給我看說:“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箋上寫的”,彼此會心地一笑。按:明代有一批偽造的米字,常是粉箋紙上所寫,只說“粉箋”二字,一切都不言而喻了。這次可收購的書畫雖然不多,但我所受的教益,卻比可收的古書畫多多了!
第二次收購鑒定會是在故宮絳雪軒,這次出席的人較多了。上次的各位中,除張大千先生沒在本市外,又增加了故宮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和胡適先生、徐悲鴻先生。這次所看的書畫件數不少,但絕品不多。只有唐人寫《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》一卷,不但首尾完整,而且裝訂是“旋風葉”的形式。在流傳可見的古書中既未曾有,敦煌發現的古籍中也沒有見到。不但這書的內容可貴,即它的裝訂形式也是一個孤例。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裝卷,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韓干畫馬,所以又稱《韓馬帖》。卷后有王鐸一通精心寫給藏者的長札,表示他非常驚異地得見米書真跡。這手札的書法已是王氏書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,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見到米芾真跡,足見他平日臨習的只是法帖刻本了。趙孟頫說:“昔人得古刻數行,專心學之,便可名世。”(蘭亭十三跋中一條)我曾經不以為然,這時看王鐸未見米氏真跡之前,其書法藝術的成就已然如此,足證趙氏的話不為無據,只是在“專心”與否罷了。反過來看我們自己,不但親見許多古代名家真跡,還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,一絲一毫不隔膜,等于面對真跡來學書,而后寫的比起王鐸,仍然望塵莫及,該當如何慚愧!這時細看王氏手札的收獲,真比得見米氏真跡的收獲還要大得多。
其次還有些書畫,記得白玉蟾《足軒銘》外沒有什么令人難忘的了。惟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,胡適先生指給徐悲鴻先生看,問這卷的真假,徐先生回答是:“像這樣的作品,我們藝專的教師許多人都能畫出。”故先生似乎恍然地點了點頭。至今也不知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師所畫。如果只是泛論藝術水平,那又與鑒定真偽不是同一命題了。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,胡、徐兩位大師也早已作古,這卷墨竹究竟是誰畫的,真要成為千古懸案了。無獨有偶,馬衡院長是金石學的大家,在金石方面的興趣也遠比書畫方面為多。那時也時常接收一些應歸國有的私人遺物,有時箱中雜裝許多文物,馬先生一眼看見其中的一件銅器,立刻拿出來詳細鑒賞。而又一次有人拿去東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潤畫《秀野軒圖》卷,后有朱氏的長題,問院長收不收,馬先生說:“像這等作品,故宮所藏‘多得很’。”那人便拿走了。(后來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,交故宮收藏。)后來我們一些后學談起此事時偷偷地議論道:容燒的瓷器、爐鑄的銅器、板刻的書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樣的產品,而古代書畫,如有重復的作品,豈不就有問題了嗎?大家都知道,書畫鑒定工作中容不得半點個人對流派的愛憎和個人的興趣,但是又是非常難于戒除的。 作者:啟功摘自《浮光掠影看平生》啟功著 2008年5月版